3/12: 当女性权利成为战争叙事：从加沙到伊朗，谁的生命值得被拯救？

张可宁 撰稿 | 2026年3月12日

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，女性权利常常被简化为一种单向度的“拯救”叙事。然而，当“拯救”的代价是更多无辜生命的逝去，当保护的旗帜下掩盖着系统性暴力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：谁在定义女性权利？谁的生命又被赋予了“值得拯救”的价值？

一、残酷的战争事实

2026年2月28日，伊朗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卜市的沙贾雷·塔耶贝女子小学，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被夷为平地。据伊朗官方及多家国际媒体披露，这起空袭已造成至少165人死亡，其中绝大多数是7至12岁的女学生，另有96人受伤。这并非孤立的悲剧，而是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中“最惨重的单一伤亡事件”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强烈谴责，称此次袭击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，并对教育设施在冲突中遭袭深感震惊。美以官方虽承认发动了空袭，但声称目标是军事设施和指挥系统，将平民伤亡归咎于伊朗政权将军事设施安置在学校附近。这种“人肉盾牌”式的辩解，与当前加沙地带的军事辩护、以及历史上的阿米里亚防空洞惨案如出一辙——1991年2月13日凌晨，巴格达，本来是给人们躲避空袭的阿米里亚防空洞，却成了人间地狱。美国空军扔下两枚激光制导炸弹，至少408人当场丧命，有的说法甚至觉得死的人可能上千。爆炸瞬间，高温直接飙到4500度，无辜百姓连个影子都没留下。

二、西方“女性权利叙事”的历史悖论

长期以来，美国和以色列构建了一套关于穆斯林世界的“女性权利叙事”：伊斯兰社会压迫女性，而西方则代表着女性自由与解放。这种叙事在多次军事干预中反复出现——

2001年阿富汗战争，美国以“解放塔利班压迫下的阿富汗妇女”为重要战争理由之一。2003年伊拉克战争，萨达姆政权被系统描绘为对女性实施压迫的暴政。对伊朗的长期负面宣传中，持续聚焦头巾问题、女性权利受限，将伊朗描绘为宗教极权压迫女性的典型。

加沙战争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：

以色列占领军(IOF)2026年1月28日罕见承认，加沙地带约7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。根据相关统计，妇女、儿童和老年人占总死亡人数约56.2%。在以色列的封锁清单上，麻醉机、重症监护床、冷链药品均被列为“违禁品”。加沙数十所学校被彻底炸平，95%的学校受损，78.5万名学生无法上学，还有1000多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。住房方面，10.6万套房子被摧毁，200万人无家可归。

这些事实直接挑战了以色列作为“民主国家”必然保护妇女儿童的假设。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当受害者是巴勒斯坦人时，国际社会的反应强度、媒体关注度、人道救援的紧迫性，都明显低于其他地区的类似悲剧。这种差异化的关注本身，已暴露出全球人权话语中的等级秩序。

三、性别话语背后的种族等级

西方关于“女性解放”的叙事，从来不仅仅是性别问题。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“帝国女性主义”（imperialfeminism）——即通过高举女性解放的话语旗帜，为地缘政治干预和帝国扩张提供道德合法性。这种叙事内嵌着深刻的种族等级结构。在这种话语体系中，白人女性被塑造成文明、进步、自由的象征；穆斯林女性、有色人种女性则被建构为“落后传统”的受害者，是需要被白人西方拯救的被动对象。

这种白人拯救者与有色人种受害者的叙事模式，实际上延续了殖民时代的文明使命（civilizingmission）逻辑。殖民帝国当年宣称他们进入殖民地，是为了终结奴隶制、废除殉葬、拯救当地妇女。但殖民统治本身往往带来暴力、掠夺与社会结构的破坏。

在帝国女性主义的叙事结构中，穆斯林女性既不是具有完整能动性的政治主体，也不是与西方女性平等的“人”。她们只是被用来证明西方道德优越性、为军事干预提供合法性的象征符号。

四、帝国女性主义的双重标准

在美国的政治叙事中，希拉里·克林顿（Hillary Clinton）与马德琳·奥尔布赖特（Madeleine Albright）被奉为“女权灯塔”与“打破玻璃天花板”的象征。希拉里曾宣称“妇女的权利是人权”，奥尔布赖特更是留下了“地狱为那些不帮助其他女人的女人预留了特殊位置”的名言。然而，正是这两位被视为女性赋权标杆的政治人物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，主导了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与军事威慑政策。

希拉里曾明确表示“不会放弃任何手段”阻止伊朗核计划，并推动联合国对伊朗实施制裁；奥尔布赖特则以其强硬的外交风格著称。她们利用伊朗国内的女性抗议（如2009年的绿色革命）作为外交施压的筹码，却对因制裁和军事威胁而陷入困境的伊朗普通妇女儿童视若无睹。这种选择性关注揭示了“帝国女性主义”的本质：当女性权利服务于地缘政治目标时，它被高举；当女性生命阻碍了帝国利益时，它被牺牲。

那些在国际舞台上最积极制造性别议题的政治精英，往往同时对针对有色人种女性和儿童的暴力保持沉默。例如加沙大量女性死亡、伊朗女孩学校被炸、也门等地长期的人道灾难，这些悲剧很少被纳入女性权利的国际讨论。这说明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全球政治叙事中，并不是所有女性的生命具有同等价值。或者更尖锐地说：当受害者是白人女性时，这是文明危机；当受害者是穆斯林女孩时，这往往只是附带损失。

五、当受害者是有色人种女性

那些在国际舞台上最高调倡导“女性权利”的西方政治精英——那些通过性别平等法案、发起“#MeToo”运动、在联合国讲述女性赋权的政治家们——面对加沙、伊朗、也门、阿富汗等地有色人种妇女儿童的死亡时，往往表现出惊人的沉默或轻描淡写。

这种选择性同理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在全球政治的价值天平上，并不是所有女性的生命具有同等分量。当受害者是白人女性时，这是文明的危机、人性的悲剧；当受害者是穆斯林女孩时，这往往只是战争的附带损伤、不可避免的代价。

同一批可以为自己国家的女性权益奔走呼号的政治精英，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支持、资助或默许对远方有色人种女性的屠杀。他们的女性主义似乎有一种无形的边界，这个边界恰好与种族、地缘政治的界线重合。

六、西方社会内部的虚伪

爱泼斯坦案件如同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西方权力精英在性别问题上的深层虚伪：

2026年1月30日，美国司法部分批公开杰弗里·爱泼斯坦案最后一批超300万页核心文件。文件显示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27次搭乘“洛丽塔快线”，现总统特朗普名字被提及超1000次，英国安德鲁王子被多名受害者指控性侵。然而，面对无可辩驳的铁证，这些站在权力与财富巅峰的精英，却纷纷摆出无辜者的姿态。

2008年那份秘而不宣的认罪协议，让爱泼斯坦仅以教唆未成年人卖淫的轻罪认罪，换取13个月度假村式服刑。这份协议绝非司法层面的宽容，而是精英阶层用权力编织的保护网，赤裸裸地印证了西方“法治社会”中特权群体可轻易逃脱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。

2019年8月，爱泼斯坦在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离奇身亡，官方给出的自杀结论疑点重重。2026年文件公布后，美国司法部宣布审查结束，不再提起新的刑事诉讼，其副部长托德·布兰奇更是公然辩解“与爱泼斯坦开派对不是犯罪”。截至目前，除爱泼斯坦本人及同伙马克斯韦尔受到惩处外，其他涉案精英均未被起诉。

这说明了所谓女性权利价值观并不必然转化为对女性（特别是弱势女性）的真实保护。在国际政治领域，它更常常蜕变为一种工具——一种为地缘政治目标提供道德合法性的叙事工具。当需要发动战争时，它被高举；当需要掩盖盟友的暴行时，它被搁置。

七、战争叙事的本质与循环

美以并非唯一使用道德战争叙事的国家，但将其发展为最系统的政治技术：

1. 制造道德对立：将目标国/群体标签化为压迫女性、虐待儿童的道德邪恶化身。

2. 宣称解放使命：自我赋予拯救者、解放者的道德光环与历史角色。

3. 发动实质战争：在道德旗帜下实施军事打击，将暴力正义化。

4. 掩盖实际后果：将平民伤亡描述为不可避免的附带损伤或归咎于对方“利用人盾”。

   
   

这个循环的最终产物，永远是：平民死亡、儿童死亡、女性死亡、社会基础设施崩溃——恰恰是其声称要消除的苦难。而战争发动者则完成了从暴力实施者到道德拯救者的话语转换。

八、对加沙的现实影响

当前美以与伊朗的紧张升级，对已身处人道灾难中的加沙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影响，如：国际社会对加沙持续危机的关注和资源将被中东更广泛的冲突稀释。以色列可能借“对抗伊朗威胁”获得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自由和外交掩护。加沙本已极端严峻的生存状况可能在国际议程中进一步下沉。2026年1月1日起，以色列撤销部分在加沙人道援助组织的活动许可，进一步加剧了人道准入的限制。冲突扩大化将使整个中东处于战争边缘，平民（尤其是妇女儿童）将承受最沉重代价。

九、无名者的控诉

在地缘政治的宏大叙事中，那些在伊朗女子小学死去的女童们没有名字。她们不会出现在五角大楼的简报中，不会被列入国会听证记录，不会在政治家的战争演讲中被提及。在战略家的沙盘上，她们只是一个数字；在政治声明中，她们是“令人遗憾的附带损伤”。

但她们的死亡，以及加沙那些同样没有名字的女孩们的死亡，撕开了一个被精心修饰的真相：在战争的话语炼金术中，女性权利常常只是一个便于使用的口号，而女孩们血肉之躯的生命，却是可以计算、可以权衡、最终可以牺牲的代价。

当童年的碎片与政治的谎言混在一起，那些沉默的名字成为了对这个世界最尖锐的提问：究竟谁的女性值得被拯救，而谁的女孩注定被牺牲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已然写在加沙的废墟上，写在那些无人认领的小鞋子里，写在每一个被“解放”的名义所摧毁的未来里。